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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胡同导游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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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目前通用的什刹海西岸、后海,鼓楼等三轮车路线为主要参考。这里是北京市划出的25个文化区中最大的一个,极有典型意义。
(开场白)
女士们、先生们: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。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,是组成社会的细胞,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、繁衍挣扎的地方,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。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,就得钻胡同,串四合院。
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,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,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。
(导游员可利用适当的时间,向客人们总述或分段介绍下面的内容)
女士们、先生们,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,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,如果听我稍加讲解,就可发现,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!我先介绍一些有关“胡同”的知识。
(胡同一词的由来)
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,确实有些不起眼,但是据专家们考证,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,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。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,是将“胡同”二字,分别夹在“行”字的中间,如明嘉靖三十九年(1560)出版的《京师五城坊巷?蘙集》中的“?蘙”二字,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。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,说胡和同是“胡人大同”的意思,从表面上看具有“少数民族团结”的内涵,然而二字都夹在“行”字之间,就暗示着蒙古人(元朝统治者)早晚要走人的了。
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,有的从音韵学角度,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,有的从方言角度…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。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《北京地名志》载,在蒙古,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,也有专家说,胡同是蒙古语中“浩特”的音译。浩特即城镇,包括胡同。
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。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“Hottog”的音译,是水井的意思,有人译作“霍多”或“忽洞”,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,如赛音忽洞(好井)、乌克忽洞(死井)、哈业忽洞(双井)等。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,分布居民。
(胡同一词何时出现)
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,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,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。果然,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“胡同”一词。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《歌舞丽春室》杂剧中,就有“恰便以锦胡同”的唱词,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,如“辞别了老母,俺串胡同去了”(《孟母三移》)、“我家住在砖塔胡同”(《沙门岛张生煮海》)……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。
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,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 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,人们可能会问,元代以前,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?回答很简单的,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,叫做街、巷、坊、里等。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。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。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(古蓟城),后有内城区(元大都),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,而以坊、巷、里、街等为地名的较多,如南横街、白纸坊、华康里、清泉巷等。
(有因可循的胡同名称)
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,耳朵眼、椅子背、豆芽菜、象鼻子坑、焖葫芦罐、石老娘、王寡妇、大脚、臭皮等,都是胡同名,令人不得要领,不如其他的大城市,如上海、天津等,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,或称道,或称路,让人一目了然。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,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。如果稍加分析,不难发现,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。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、杂乱无章,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,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。总的来说,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,并非出于行政命令,统一规划,而且是源于生活。
(新城出现时,胡同无名称)
公元13世纪的1267~1285年,用18年的时间,在当时的辽、金旧城(今宣武区)东北方城外,建了一座新城,即现在北京市区的前身元大都城。《马可波罗游记》的作者是亲临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。他的游记中说,大都城内街巷笔直,城门可以通过街道互相望见。大街的两旁是房屋、商店。全城街巷规划整齐,犹如一块大棋盘……马可波罗的记述应是较为客观的。元大都的出现,不是改造的旧城,而是从零开始新建的,这样便于实现人们的理想设计和建筑规划。新城市出现之后,街巷、建筑完备了,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,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称之外,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称并未随之而来,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逐渐出现的。
(源于生活、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称)
新城出现了,胡同建好了,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,由于没有胡同名称,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,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,只能描述一番,或是用知名的人、醒目的建筑为代表,代替自己的住址。如,“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 ”、“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”、“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”、“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”……久之,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、喇叭口胡同、马杓胡同、菜厂胡同……胡同、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,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,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。(胡同名称反映当时社会现象)
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。举个例子,大家可从中得到启发,如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,因为城内不仅庙宇多,而且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处,如嵩祝寺胡同、普度寺前、后巷等;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,没有大工业,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,如砂锅刘胡同、沈篦子胡同、麻线胡同、笤帚胡同等都是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;北京人讲究吃,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,有麻花胡同、面茶胡同、熟肉胡同、炒豆胡同等;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,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、宗帽胡同、巾帽胡同、李纱帽胡同、纱帽翅胡同等;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,如分司厅胡同、总铺胡同、察院胡同、按院胡同等;还有一些没有产品,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,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,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、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、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、管殡葬的棺材胡同、火匣子胡同、杠房胡同等……由此可见,胡同名称,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。
(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)
一般说来,地名一旦形成,人们口头代代沿传,便改动不易。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,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、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、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。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,清代曾音译叫舒噜,今仍叫沙拉。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,明代就已改名了,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,如元代的齐化门、平侧门、顺承门,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、阜成门、宣武门,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,可见其生命力之大。
随着社会的发展,旧事物总是要更新的,地名也不例外。有些原因,地名非改不可,促使改变地名的首先是社会原因。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使许多建筑不存在了,事后出现新建筑、新街巷,改变了原来的布局,只好改名;封建王朝被推翻后,帝制改成民国,而且出现了新的政府机关,于是有300多条街巷改了名,如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,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等,1966年,全国人民面临一场大灾难,街巷名称亦是“四旧”之一,自然在“横扫”之例,要在街巷名称上“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”,于是出现了红日路(北新桥)、红云路(新街口)、红旗路(崇内大街)、东方红路出现了三条。用总路线路、大跃进路、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来的所谓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称。老北京中的旧胡同一律改为什么红心里、永红胡同、红卫胡同等等,加上了红字就成了革命地名,连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“红到底”胡同……
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,就是重名问题。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,难免有“不约而同”之处。据 1944年出版的《北京地名志》记载,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,井儿胡同14条,花枝胡同11条,口袋胡同11条,箭杆胡同7条,堂子胡同7条等等,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。重名问题,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。那时人口少,居民不大搬家,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,甚至几辈子,找人还算方便。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,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,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,找人、办事、通讯,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,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,整理和改动。
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,是鲁迅先生说的“言不雅训”,即听起来不好听。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。久之,情况发生了变化,再听起来就不雅了,如裤裆胡同、母猪胡同、焖葫芦罐、屎克螂胡同、狗尾巴胡同等等。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,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。
(拉香盖臭谐音改名)
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。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,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。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,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、群众接受、尊重历史,拉香盖臭、利用谐音。
“ 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草率行事,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,也是行不通的。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、秦老胡同、前、后圆恩寺、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,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,改为由南向北排的“大跃进一至九条”。人们尚未习惯,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“交南一至九条”。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,群众不能接受,现在又恢复了旧名,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。
用谐音改动旧地名是个很好的办法。因为旧社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,大多靠口头流传地名,用谐音改变旧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,同时结合“拉香盖臭”的原则,是极为成功的举措。如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;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;狗尾(音Yi)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;焖葫芦罐改为蒙福禄馆;屎克螂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;大脚、小脚胡同改为达教、晓教胡同;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等等。有些胡同旧名不一定臭,只是其含义不尽人意,如吊打胡同,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吊起来打一顿,故也用上述原则改为孝达胡同……
(北京的胡同知多少?)
通过地名研究,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。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?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,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。老北京人曾说,“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,小的赛牛毛”。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,其根据可能是指《析津志》中所载元代的“ 火巷”三百八十四条而言,至于“赛牛毛”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。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,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和比例。元代按《析津志》记载,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;
明代按张爵的《京师五城坊胡同集》记载,北京城内有街巷1170条,其中胡同459条;
清代按朱一新的《京师坊巷志稿》记载,北京城内有街巷2000条左右,其中胡同960多条;
民国时期,按观光局在《北京指南》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,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;
新中国成立初期,按《北京导游基础》记载,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;
1987年出版的《实用北京街巷指南》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;
1989年,张清常先生统计,在《再说胡同》一文中公布,说北京失去和郊区共有街巷6029条,其中胡同1320条。
新中国成立后,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,市区扩大了,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(现在的二环路),如今的4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。新建的居民区多称“里”,这是中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,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,而在“里”内又加用“条”。可见,就北京而言,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,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,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。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,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,如《胡同及其他》、《北京的大街小巷》、《北京地名漫谈》、《北京街巷地名趣谈》、《北京街巷胡同漫谈》、《北京市街巷名称录》、《实用北京街巷指南》等等。
通过上述的讲解,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。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。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。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。
(城市的平面结构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)
中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,据文字记载,至迟汉代已趋于完善,唐宋时期广为流行,不过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却是始于12世纪的元大都时期。按《北京导游基础》介绍,新建的城市之内按设计规制有大街、小街、火巷、主干道和派生小道(胡同)等,并按贵戚、功臣、赀高(富户)、居职(官员)的等级分配土地。百姓们须等“人物”们把好地占毕之后,方可“作室”。当时规定以8亩地为一份,全城规划出50大块,为居住区的50坊。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,作为房基地。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为多,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。小街与小街之间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四合院。一般四合院的宅院从北朝南,街门开在全宅院的东南角。几进院落之后,在另一条小街的路南,即为本宅的后门。如果是中小型宅院,路南也为正门,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。宅内的“正房”仍是坐北朝南。具体形式和格局,等一会儿参观时再介绍。
(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安乐窝)
四合院封闭性强,关起街门便与外世隔绝,极适合一个家庭生活。院内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间相结合,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内,却有空间扩大的感觉,而且在设计上符合“前堂后寝”的礼制。四合院内的房子有正房、厢房、耳房、倒座房的分别,极适合一个家族中的尊卑长幼等级住房。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,主人招呼远近适宜非常方便。庭院内多植树木、花卉、葡萄架、藤萝架等,花木扶疏,令居者赏心悦目。这种格局,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时代,对家族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享受。
咱们的旅游车就要到北海后门了。下汽车之后,换乘人力三轮车,在串胡同、看景观、参观四合院的过程中,大家可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市井生活。
(以北海后门为串胡同的起点)
女士们、先生们,咱们现在走的三条相连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桥胡同、龙头井街和柳荫街。这几条胡同中蕴藏着北京历史的丰富内涵。
800 年前的元大都时期,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连在一起的牛角湾形的大水域,称积水潭,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。在前后海之间,有一条弧形的月牙河相联。水域围成的丘陵地带景致颇佳,逐渐建筑增多形成风景区。月牙河上有月桥、板桥、清水桥,俗称三座桥。后来水域缩小,月河不见,形成街巷,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座桥胡同。
与三座桥胡同相连接的弧形斜街叫龙头井街。据说原来街内有一眼水井叫人头井,一年大旱,滴水如金,但人头井中之水却一直很旺。有人见井中有龙头晃动。消息传开,街南的原来香火不盛的古庙,改祀龙王,一下子香火大盛起来,人头井也改叫龙头井。有人问井中真有龙头吗?有!只不过不是活动的龙头,而是庙殿顶上的鸱吻倒映在水里,随着水纹的波动,形成龙头而已。古庙现已无存,据说街口的古槐就是当初古刹的遗物。
与龙头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荫街。这条街名是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出现的。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,由于风景优美,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营建居室别墅。有的虽然现已无存,但文献中的记载颇为详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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